读李庆西《水浒十讲》书记

书评9个月前发布 小萝卜头
13 0 0

据说,《水浒传》书名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緜》:“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”在我看来,这书名就是来自“大雅”而入大俗的《在水边》,或者文艺一点的《水边发生的故事》。这不是我的恶趣味。《水浒传》在19世纪传入欧美,最早的德文译名是《强盗与士兵》,法文译名是《中国的勇士们》。英文译本有多种,最早的70回译本名为《Water Margin》(中文意思就是“水边”),后来美国女作家、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克夫人(她的中文名叫赛珍珠)在1933年将《水浒传》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《All Men Are Brothers》(即《四海之内皆兄弟》)。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,则是《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》。

除了《水浒传》全本,还有其中人物故事的各译本。如:意大利把《水浒传》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取出译成《佛牙记》。后来,德国人又把《佛牙记》翻译成了德文,译名成了《鲁达上山始末记》。德国人还翻译了《水浒》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,译名是《圣洁的寺院》(这哪跟哪啊)。而《水浒传》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,德国人则译成了《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妇人的故事》。德国人还翻译了《水浒传》中晁盖、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,译名有《黄泥冈的袭击》和《强盗们设置的圈套》两个,颇为传神。英国翻译了《水浒传》中林冲的故事,译名是《一个英雄的故事》。

《水浒传》究竟是怎样一部书?历来言人人殊,歧义迭出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将之列入“讲史小说”,其实并不妥切。梁山泊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史书,整个故事与北宋末年实际事况关系不大,只是附会历史风俗的纯虚构作品。郑振铎早年称之“英雄传奇”,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命名(《水浒传的演化》,收入《中国文学论集》,开明书店1934年版)。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,郑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水浒全传》撰写序言,却用了“农民起义”的说法。五十年代以后,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,《水浒传》即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,更有“农民起义教科书”之称。

诚然,林冲、杨志、武松一类人物带着冤情与忿恨上山落草,为《水浒传》定下了反抗的基调,梁山泊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跟官军的周旋与对抗,更显示出英雄史诗的气质。然而,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,就像是指鹿为马,似是而非,终究不是,因为这部小说根本不涉及农民的生存与诉求。在《水浒传》里,不但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,古人所说赤地千里、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,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。

《水浒传》历来被称作“官逼民反”,这种看法实为大谬。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“官逼官反”,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,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,最后都上了山,落了草。按小说家叙事意图,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,而是社会关系、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,亦即所谓纲纪废弛、礼义尽失,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。

《水浒传》竭力以兄弟之谊建构梁山泊内部关系,自然是要打造一个可以作为礼治标本的儒家理想国。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、屠儿刽子,通常以为其中必然有着互为主体的阶级鄙视链,但恰恰相反——《水浒传》不仅将这些人组合成一个和谐社会,而且“随才器使”,各尽所能,这简直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想的大同世界。在儒家经典中,“大同”只是一个理论概念,而《水浒传》则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理想的具体图景。然而,梁山泊的悲剧也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,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。以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为纲常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很美好,但现实情况多半是“君不君,臣不臣”的失序状态,以致反抗与杀戮一直反复延续。儒者所谓礼治之道,最要命的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,贫瘠的土地上只能是野草疯长。最终,宋江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,天子身边那班奸佞依然一个不少,征方腊归来被朝廷打发去楚州做个无所事事的安抚使,多少有些嘲弄意味。旧小说中被人崇敬的英雄,不是豪迈爽直的勇武之辈,就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厉害角色,宋江却不然。其一生忍辱负重,终竟未成大业,梁山泊由辉煌到寂灭只瞬息而已。可是宋江认了,他早有盘算,上山就是为了下山。

李庆西《水浒十讲》,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1版,2023年3月3印,17.5万字。一天读完,总阅读量第1348本,继近年王学泰《“水浒”识小录》、孟超《水泊梁山英雄谱》、萨孟武《<水浒传>与中国社会》、鲍鹏山《江湖不远:<水浒>中的那些人》、马幼垣《水浒人物之最》后又一本《水浒》周边,收获不少新知。又想从头再读一遍《水浒传》。两年前,花卷刚上五年级时,和她一起以一天一回的进度读了几回,但还是因为她兴趣不在这里,没能进行下去。再读《水浒传》的机缘在哪里,就不知道了。想读的书那么多,要读的书也那么多,时间又这么少。

收录于{尺宅杂记} 原文链接

© 版权声明

相关文章

暂无评论

暂无评论...